麦收时节涌乡愁

六月风起，酷热如哪吒脚下的风火轮滚过麦田，麦浪便瞬间被烤作一片翻涌不息的金黄。铁牛在田间轰鸣奔跑，丰收的喜悦漾在人们脸上，然而，一丝乡愁却如麦浪深处悄然升起的雾气，无声地弥漫心头。

儿时记忆里，生产队的高音喇叭一响，便如吹起了战斗的号角。队长急促的呼喊声炸裂在空气里，人们便应声而出，提镰推车，急急忙忙奔向广阔的麦海。割麦赛场上，年轻人你追我赶，口号此起彼伏，喊声震天。午饭常在地头解决，大家席地而坐，喝稀粥，嚼煎饼，吞咽咸菜。匆匆吃完，镰刀又握在手中，片刻也不容喘息。我那时年岁尚小，镰刀根本轮不到我手里。我所能做的，便是要么在家看管吵闹不休的侄子侄女，要么提着水罐煎饼下地送给大人，之后便和小伙伴在收割后的田野上低头弯腰，专心捡拾那些遗落的麦穗。

直到高中时，我才第一次正式拿起镰刀。学校有块试验田，农事劳作全由学生们承担。我从家中带了一把镰刀，刚动手就割伤了手指——那是父亲早已弃置不用、钝得不能再钝的老镰刀，我未加磨砺便莽撞下手，竟任它在麦秆上滑溜而过，直直割开了我的皮肉。至今小手指上那道长疤仍清晰可见。自此我方深深领悟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更真切咀嚼了那句朴素箴言：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

三中全会之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来，田分到户，父母年岁渐高，我便成了家中割麦的主力。天刚蒙蒙亮，母亲的声音便急切地把我唤醒，催我趁凉快下地割麦，免得中午酷暑难熬。清早确有些凉意，有时甚至得披件破袄御寒；然而随着太阳愈升愈高，愈变愈毒，弯腰埋头在麦浪深处便愈发成了难熬的苦役。未及中午，一大罐凉白开已喝得精光。偶尔地头晃出个卖冰棍的身影，那真如遇着了救星，一毛钱一根的冰棍，刚含在口中，转眼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棍儿。父母虽已年迈，却比我割得更多更快。母亲总心疼我，劝我累了便歇歇，多喝点水——她知道我鼻子一干就容易淌血。

生产队时代，人们干劲如火，麦子却总打得很少。分麦时各家各户挎着箢子去领，分到的麦子如同金子般贵重，却每每装不满一个不大的箢子。一年到头，除了过年，很难吃上白面馒头，地瓜干煎饼、窝窝头、菜团子才是家常便饭。分田到户后，麦子逐渐多了起来。最初用独轮小推车往家推，后来改用双轮地排车，更有富裕些的人家甚至用上了手扶拖拉机。人们不再用箢子装麦粒，纷纷换成了化肥袋子。邻里之间，比试谁家打的麦子多，只要数数谁家装满小麦的化肥袋子堆得更高就一目了然。

高中住校时，起初我带的都是地瓜干煎饼。后来家里麦子多了，娘便蒸些白面馒头给我掺和着吃。苦日子过惯了，我总舍不得先吃馒头，结果馒头竟悄悄长了绿毛。即便如此，仍舍不得扔掉，只用手搓掉绿毛，便照旧咽进肚里，仍感觉香甜可口。

生产队时，割下的麦子都要运到打麦场集中。麦秸晒干后，套上牛拉着碌碡反复碾压脱粒，名为“打场”；接着“扬场”，借风力吹去麦糠，麦粒晒干后便可归仓。碌碡碾过的麦秸光滑铮亮，称为麦瓤，堆成一个个高耸的麦秸垛。麦瓤可填枕头、铺床，更主要的是生产队喂牛的饲料。分田到户后，各家各户也压出一块光溜溜的“场”，在自家小场上重演着生产队的故事。生产队那庞大无比的麦秸垛，此刻散作了千家万户的小垛。谁家麦子打得多，看看他家的麦秸垛便知分晓。再后来，打麦机代替了牛拉碌碡，各家的麦秸垛也愈发高大了。

如今联合收割机呼啸着奔向麦田，打麦机已然销声匿迹，镰刀更是走进了博物馆，只在某些山区，还偶尔能寻到它们的残影。人们不再挥镰汗如雨下，也不必在打麦机前灰头土脸。他们从容立在地头指挥调度，随后开着三轮车，便将丰收的喜悦和沉甸甸的麦粒一并拉回家中。

倘若父母健在，目睹今日这翻天覆地的景象，不知该多么欣慰！麦收时节的乡愁，正像麦浪一样起伏于天地之间，在机械的轰鸣里默默回荡。那远去的光影与声响，却如同麦茬深处渗出的汁液，在灵魂的土壤里，悄然酿成了永难抹去的印记。

晚风拂过，麦香如故，我立在田埂上眺望：铁牛正在远处驶过，金浪翻涌，大地如一张巨大的织锦；而当年父亲佝偻着挥镰的轮廓、母亲递给我水罐时关切的眼神，却如镰刀刻在手指上的疤痕。它们已融进土地深处，在时空的麦穗间永远摇曳着微光。一切皆向前去，唯有那被麦芒刺过、被汗水浸透的旧日温情，如麦粒在仓底默默沉淀，终将滋养未来每一季的金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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